孔子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3月9日），姓子，氏孔，名丘，字仲尼，后世敬称孔子或孔夫子，中国春秋时代鲁国官员、思想家和教育家。孔氏出身宋国贵族，在孔子的三代前移居鲁国。孔子三岁丧父，约三十岁时开始收授门徒，不久后成为鲁国最负盛名的礼学专家，先后担任中都宰、大司寇等职。其后，孔子受到猜忌与排挤，辞职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十四年，寻求出仕机会，希望国君能采纳其政治主张，但始终未获任用，最后返回鲁国，专心教授弟子与编订经书，直至逝世。

孔子在思想方面，主张回归“先王之道”，尊奉周朝礼制、尊崇周公，抗拒贵族僭越与臣下篡窃；治国之道则以教化百姓为主，主张德治，提倡仁、孝、忠、恕、智、勇等美德，教人克己复礼与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宣扬人本主义，关心现世人生问题，相信人性向善，着重礼仪，强调行礼时感情要真诚。孔子首开平民教育先河，主张“有教无类”，采用因材施教手法，训练和推荐门人从政做官。孔子的弟子据云有三千人，人材辈出，其中通六艺者七十二人；重要门人有颜渊、子路、子贡、子夏等人。孔子为人博学多识，智慧深邃、感情丰富。他精通礼乐，处事灵活，深具个人魅力。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亦着重祭祀之礼，深信上天赋予他复兴周礼的特殊使命。经学方面，孔子曾修订编辑五经，常以《诗经》为教材，并作有史书《春秋》，寄托微言大义。众弟子亦编纂《论语》一书，记录孔子的言行举止。

孔子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哲学与伦理学的奠基者，启迪中国人的道德自觉意识，其学说成为此后两千余年官僚国家重要统治思想资源。孔门弟子视之为圣人，历代朝廷和士大夫都祭拜孔子，尊崇为“万世师表”，并累世追封为“至圣先师”和“文宣王”，祭孔仪式极其隆重。孔氏后裔则号称“天下第一家”，获历代朝廷加官进爵，并获衍圣公封号。不过，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之际，知识分子高倡“打倒孔家店”，当时的观点认为孔子象征专制主义和家长作风；在1970年代中国大陆“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更遭批判拥护奴隶制度。1980年代以后，孔子终于逐渐恢复声誉，成为中国文化精髓体现。孔子学说在古代传播到韩国、越南与日本，影响三地制度；在欧洲，启蒙思想家曾援引孔子的思想阐发自身主张。孔子对人类文明贡献重大，罗素认为其影响之巨，可与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媲美。

孔子祖先是商代皇室，世为宋国贵族；曾祖父孔防叔移居鲁国。《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家世始于商代纣王的兄长微子，先祖正考父是宋国上卿，四朝辅臣；其儿子孔父嘉被作乱大臣华父督所杀，曾孙孔防叔离开宋国逃到鲁国，失去卿位而成为士人。孔防叔之孙叔梁纥骁勇善战，武力过人，一次诸侯军队围攻偪阳，他为营救同袍而一人顶住下坠的城门，让已入城同袍得以撤退。另一次鲁国大夫臧纥三兄弟被齐军围困在防邑，叔梁纥带领三百甲兵乘夜突围，送走臧氏兄弟，再冲破齐军阵地重返防邑，帮助同袍固守。叔梁纥成为陬邑的大夫，元配是鲁国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小妾生下足部残障的儿子孟皮。叔梁纥休了妻，赶走小妾，在七十多岁时，向颜氏求婚，娶了颜家最小的女儿颜征在，二人“野合”，又在尼山许愿求子，终于生下孔子。颜家据说是周王室后裔，血缘可上溯周公。孔子母亲颜征在沉默寡言，鲜少露面。加地伸行（日语：加地伸行）认为母亲是儒者，以办理葬礼为业。伊若白（Robert Eno）指出母亲来自不属于华夏民族的邾娄国；在母家影响下，孔子接触过周传统以外的文化，可说是文化上的混血儿。崔述否定既有孔子家世的记载，白川静并推测孔子是巫女私生子，出身卑贱，父亲不明。

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出生于鲁国曲阜附近的陬邑，出生时，前额突起成小山丘一样（一说头上有一处凹陷而周围隆起），所以命名为丘。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穷。伊若白指出孔子父亲与鲁国司寇、礼仪世家臧氏关系密切，孔子借此掌握臧氏的礼仪之学。陈永明则认为母子二人受孔氏家族排挤，母亲带着孔子离开夫家回到曲阜，靠近娘家居住，孤儿寡妇相依为命。孔子小时候喜欢玩“俎豆”游戏，学习大人拜祭天地；后来参与各地的丧礼，对此有渊博知识。长大后孔子高九尺六寸，约195.85公分，甚为高大。孔子不知父亲安葬于何处，十多岁时母亲过世，他探问父亲埋葬位置，得老妇答道葬于防山，于是将双亲合葬于防山。孔子为母亲服丧三年，丧期既满，五日后弹琴之声仍是不成曲调。服丧期间，孔子参加过季氏的飨宴，却被季氏家臣阳虎质疑没有资格参与宴会，被阳虎赶走。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又当过“乘田”管理畜牧，牛羊肥壮。孔子还替别人办丧事赚钱。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鲁国有朝拜者郯子，孔子向他询问其国家的古代习俗，叹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约前522年（鲁昭公廿年）孔子三十岁时开始收门徒，不久后成为鲁国最负盛名的礼学专家。518年（鲁昭公廿四年），鲁国贵族孟僖子临终嘱咐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前517年（鲁昭公廿五年），鲁昭公为了从三桓夺回君权，发动政变，失败后逃亡齐国，孔子亦前往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齐景公原本有意录用孔子，却为官位与俸给问题犹豫不决；他有意封地给孔子，却被晏子阻止。晏子批评孔子主张和见解无益于国政，孔子这类儒者坚持繁琐礼制，特别是葬礼，铺张浪费。齐景公对孔子说：我已经老了，无法重用你。前515年（鲁昭公廿七年），孔子由齐返鲁。约前504年（鲁定公六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欲见孔子，孔子不想相见，尽量避免碰头。孔子获阳虎送赠一头乳猪，特别挑阳虎出门之时上门回礼，不料回程时两人意外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说“日月逝矣，时不我与”，孔子口头上表面答应阳虎：“诺，吾将仕矣”。前502年（鲁定公八年），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季氏，请召孔子前往。子路得知孔子有意应召而深感忧虑，恳求孔子三思。孔子说：“他的确不会平白无故地召我的，如果有什么人打算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东周吗？”但最终没有加入公山弗扰阵营。

小说《东周列国志》“会夹谷孔子却齐”插画

前501年（鲁定公九年），阳虎欲铲除三桓，先计划袭杀季桓子，季桓子侥幸逃脱，阳虎兵败，辗转逃到晋国。季孙氏让公山弗扰继承阳虎的家宰职位。同年孔子获鲁定公起用为中都宰，政绩卓越，四方都向他学习施政方法。后来孔子出任司空，改变鲁国先君陵墓的布置。事缘鲁昭公客死他乡，尸首运回鲁国，为了贬低他，被葬在先君陵墓的南面，中间为道路阻隔。孔子得到季桓子的许可，在鲁昭公墓南面挖沟渠，使它与鲁国先君之墓连在一起，同在沟渠北面。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担任司寇，掌管司法，为季桓子下属，治理国政有功，国家井然有序，社会和谐，“路不拾遗，男女分途”。鲁国经济繁荣，店铺童叟无欺，交通畅通有序。孔子相信在他带领下鲁国能改头换面，稳定和平。同年孔子以鲁“相”（典礼仪式主持人）身份，陪伴鲁定公前赴夹谷之会与齐国盟誓。齐国卿士告诉齐景公孔子“知礼而无勇”，促请齐景公用当地异族莱人劫持鲁定公。孔子察觉鲁定公陷入险境，命令侍卫趋前保护，并向齐景公慷慨陈词：“夷不乱华，俘不干盟”，结果齐君撤走莱人部队。（据《穀梁传》及《史记》，孔子并在会盟中下令处决齐国的歌手舞者。）孔子拟订两国条约，要求齐国归还不久前占据的三座城邑，否则鲁国拒绝盟誓。终于双方约盟，齐君想设宴庆祝两国和好，孔子指出华夏君主在无人之地设宴有违礼制，结果宴会取消。夹谷之会反映孔子处事的刚强果断。

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策划削弱三桓，想“强公室，弱私家”。他借着三家的家臣坐大，建议三桓不如拆除自己封邑的城堡，免得家臣在他们到京议事时据而为乱。当时子路担任季孙氏家臣，鼓吹三桓拆除城邑，叔孙氏接受建议夷平其城邑，而当季孙氏准备夷平费邑时，公山弗扰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定公，鲁定公和儿子逃入季氏宫中。叛军进攻失败，孔子命两大夫反击，击败费邑人。乱事结束后，孟孙氏一改初衷不愿拆城，同年年底鲁定公派军想强行拆除孟孙氏城邑，失败收场。此年乱事并未巩固鲁君地位，也未能有效削弱三桓。孔子虽解救国君，但引起三桓对他的猜忌。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鲁定公沉迷于齐国所赠的80个舞女，怠于政事，三天都没有上朝。子路劝孔子辞官他去，孔子则想给鲁定公一次机会，等待郊祭时会否分祭肉给大夫，结果季桓子有意排挤孔子，没有分予祭肉，有违礼节。此时孔子五十四岁，辞去司寇之职，启程周游列国。白川静则推断孔子因有“堕三都”的计谋，被驱逐出国。离国前孔子慢慢走，在边境屯地住了一夜，希望鲁国国君和季桓子来挽留他，但未能如愿。

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离开鲁国，往后十四年他不断寻求出仕机会，希望其他国君能采纳其政治主张，实现其理想。他游历各国，主要去的是卫国和陈国。孔子先到鲁国的兄弟之邦卫国，依靠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卫灵公善待孔子一行人，给予粮饷粟六万石。不过他又听信谗言，命人监视孔子。掌管卫国军事的王孙贾曾暗示要与孔子联合，但孔子没有答应。在卫国居住十个月后，孔子前往陈国，经过匡地时被匡人围困，囚禁了五天。事缘匡人与阳虎素有仇怨，而孔子被误认为阳虎。危难中孔子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泰然自若又有点虚张声势。这时孔子有个随从曾是卫国宁武子的臣下，于是派他到卫国游说，孔子才终于脱困，错认身份的事得以解决。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返回卫国，拜见素有淫乱之名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为此不悦，认为孔子想利用南子的私人关系求仕，孔子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经过卫国仪邑时，守卫当地的官员对孔门弟子赞赏孔子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上天要孔子如木铎一般唤醒世人。孔子在卫国时住在蘧伯玉府邸，蘧伯玉是他在卫国最尊敬的人，但孔子未得卫灵公青睐。金116

前493年（鲁哀公二年），卫灵公一次与夫人南子同车出游，让孔子跟随其后，招摇过市，对孔子有所傲慢与藐视。卫灵公询问孔子军队布阵之事，孔子婉辞，有意离开卫国。同年卫灵公去世，继位的卫出公是灵公孙子，而孔子对此并不赞成，因为灵公嫡长子蒯聩才合法继承地位。孔子继而前往宋国，宋国司马桓魋欲谋害孔子，伐下孔子身旁的大树，弟子劝老师尽快离去，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无所畏惧。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孔子到了陈国。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季桓子卒，季康子欲召孔子返回鲁国。同年孔子从陈国到了蔡国。前490年（鲁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国到楚国叶邑，受叶公问政。（也可能是楚国灭掉蔡国后，叶公到蔡国旧地会见孔子。）叶公提出著名的“其父攘羊”一案，征询孔子意见。孔子在叶邑时差点见到楚狂接舆，接舆唱歌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歌词把孔子比作衰落的凤鸟，也提醒孔子政治的危险。孔子想与接舆说话，但他已不见踪影。楚昭王曾有意赐孔子七百里地的封邑，但听了令尹 子西的谏言后，放弃了计划。之后孔子返回蔡国。同年晋国赵氏家宰佛肸计划以中牟为根据地发兵谋反，派人召请孔子，孔子一度考虑加入，子路则反对孔子前去帮忙。孔子叹息道：“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孔子困于陈、蔡二国之间的荒野，一度绝粮，与门徒饿得几乎站不起来。根据《史记》，陈、蔡之人得知孔子想到楚国，忧惧孔子见用于楚国，将对陈、蔡二国不利，所以围困孔子于荒野。金安平则认为《史记》所载失实，孔子等人只是在荒野迷路。《史记》又记载，楚昭王派兵护送孔子离开荒野。前488年（鲁哀公七年），孔子返回卫国。孔子在各国辗转奔波，曾被嘲笑为“丧家之狗”，并先后遇到隐士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受讥讽何不归隐。孔子说自己无法与鸟兽一同生活，即使已知“道之不行”，仍须努力追求仕途。孔子在卫国时，弟子子贡与冉求先行离去，返回鲁国任官。孔子与卫国掌权的大夫孔圉友好，称赞孔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但孔圉要发兵攻打与他结怨的女婿大叔疾，询问孔子意见，孔子认为其做法只是公报私仇，不能解决仇恨并开出恶例。自此孔子有意离开卫国。

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时，弟子冉求是季孙氏家宰，在对齐国战争中立下战功。同时子贡在鲁国于礼制与外交亦享负盛名。他们为孔子宣传，促使鲁国季康子召回孔子。他们对季康子说，鲁国圣人周游列国，到他国谋职，是可耻之事。鲁国还附上一笔丰厚赏赐，承诺给孔子优渥俸禄。孔子乃从卫国返回鲁国，得到过去未有的礼遇。鲁国都城很多年轻人都想从学于孔子，包括冉求在对齐战争中的副将樊迟。这时情况有利于孔子，当年逼使孔子离开鲁国的鲁定公和季桓子都不在人世，在鲁哀公及诸位大臣眼中，孔子是他们的“国老”。季康子更成为孔门的主要保护人。同年底季孙氏打算向封地上的佃户抽取土地税，派冉求征询孔子意见，孔子说“丘不识也”，拒绝回答。孔子虽不赞同抽税，但他知道其看法不见容于季孙氏，也担心影响冉求的想法，让他与季康子出现意见不合。但冉求为季孙氏聚敛一事使孔子很生气，指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后来季康子打算出行祭祀泰山，孔子认为这是僭越违礼的，问冉求“女弗能救与？”冉求答不能，孔子不禁说这分明是欺骗，泰山不可能接受季康子的牲礼。

回到鲁国后孔子全副精神投放于教育年轻后辈上，编订经书，并自政坛隐退和远离俗务。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颜渊逝世。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齐国发生陈恒弑君一事，孔子斋戒三日，向鲁哀公请求讨伐齐国，鲁哀公无法有所作为，叫孔子向季孙氏请求。孔子为此事见过三桓，但三桓都无意出兵。季康子曾请教孔子为政之道，也询问孔子门下何人适合从政。季氏曾用八佾（八列舞乐）这种原本应用于天子庙的乐舞，孔子斥责其无礼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虽然孔子对季康子直言不讳加以批评，季康子却没有怪罪他，而是钦佩其勇气，并任用其弟子为官。同年鲁国捕获麒麟，这被认为是不祥事件，是将有圣贤去世的先兆，孔子叹息道“吾道穷矣”，《春秋》经记事就此结束。（一说麒麟是天下太平的象征，却在衰乱之世出现并被人打死，孔子哀伤麒麟，也在哀伤自己，哀叹道：“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受此事刺激，孔子开始发愤作《春秋》。）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卫国政变，子路在卫国被杀，被剁成肉酱，孔子得知其事，命仆人将家中肉酱全部丢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预知自己将死，梦到自己死后被殓在宅屋的两楹之间，这是殷商之人所用的殡殓仪式。孔子见到从楚国赶到鲁国的子贡，责备他姗姗来迟，对着他唱“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七日后过世，享年七十三。其葬礼由礼仪知识丰富的弟子公西赤负责。

相传唐代吴道子所绘孔子像

孔子主张回归先王之道，尊奉周朝礼制，拥护周朝封建制度与礼乐文化，视周礼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可说是复古主义者，有托古改制之意，标榜回归周公的时代，尊崇周公，力图实现当初周公的建树。孔子尊周室，抗拒贵族的僭越与臣下的篡窃，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求君臣父子各依其名位而尽其本分，以挽救封建政治。孔子强调用“礼”是治国的最佳途径，“为国以礼”，“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孔子理想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让各小国在周礼的秩序下自立，反对大国以武力扩张势力和兼并小国，批评季氏进攻小国颛臾，因颛臾国君乃周朝任命，受命主持东蒙山的祭祀。孔子主张君主工作严肃认真，信实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员，役使人民要在农闲时间，尊重和采纳群臣意见，反对君主专制和独裁。上博竹简把孔子的政治思想归纳为“不违民之所欲”。官员应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君子要态度恭庄，敬重地对待上级，恩惠地养护人民，役使民众恰当合理。为政者亦必须“正名”，使用稳定准确的语言，以免“名不正则言不顺”。据上博竹书《颜渊问于孔子》，孔子主张出仕为官者须尊敬有道之士，汎爱众人，尊老慈幼而振穷恤贫，如此乃将受援助且得民心；为官者能博爱、节俭、揖让，以身作则，人民自然乃将孝顺、知足而不相争。

孔子治国之道，以教化百姓为主，主张德治，君主和执政者必须德高望重，以道德导民教民，使民皆有品德而国为之治。德治的最高理想是无为而治，教化人民的方法，在于以身作则和以道诲人。孔子相信“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故君主必须以身作则，其次是教人孝悌忠信的品德。孔子主张政教贯通，君师合一，仁者君师以德行感化人民，善为政者发挥其个人道德力量的影响，滋育人民的善心。孔子治术乃着重教化而减少使用刑法，认为刑法的作用有限。郭店楚简《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为政者应引导百姓，而不应用强制方法。凭借法律不如依靠礼和美德，运用政令和刑罚，百姓虽然可以免于犯罪，但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和礼仪来引导，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会自律。孔子反对用严刻和强暴的手段，合法的刑罚也不愿多用。严刑重法会养成人民仇恨的心理，成为叛乱的伏流。据上博竹简《仲弓》，孔子指出人民有过失是自然且无法避免的，小过轻罪自应从宽处理，而在处罚大过重罪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德教不倦。孔子对诉讼持否定态度，相信如政治与教育井然有序，将不需要死刑。

孔子认为仁政之本是安定民生，政府头等大事是让民众富裕，民富才能国强。财富分配要合理，国家财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是指公平而不是均分。理想财富分配方式含有福利体系，“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治民之道是“富之”，“教之”，先让人民富裕，再教导他们。而养民及使民生充裕的方法，为减轻赋税与力役，节省财用，以及分配平均。但养民是国家必要却非最高的政策，国家的目的是使人民有良好品性与行为。史华慈指出，孔子社会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最好不干预和小政府，让人民自由生活，减轻其负担，经济中受保障的人才会参与礼仪艺术。孔子主张贤能政治，任职官员是基于其才能与贤德，以德致位，有德行的君子取代世卿而执政，唯贤是举，否定官职按家族血统继承。孔子支持封建世袭统治者，但认为他们的职能应是仪式和礼节性的，施政则应依靠有德有智的大臣。天子应无为而治，不宜亲自等理日常政务，当下放权力让天下贤士共同治国。据上博竹书《子羔》，孔子赞同禅让之道，认为尧舜授贤禅让之法，才是“治天下，平万邦”之道。政治家中，孔子赞美管仲与子产，欣赏管仲能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使华夏不必为夷狄侵略，有大功于天下。即使他私德有亏，仍是伟大政治家。

孔子认为君子对国家人民负有政治责任，应热衷政治和献身公义。君子扩充内在之德，有诸己而推之于人民，与民同乐同哀，甘苦与共，才称得上“民之父母”。但在国家无道时，君子应言词谦逊、不从政，甚至保持沉默以保护自己。孔子论君臣关系，关键在“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子为了施行仁政而求取官位，遇上合适的国君而不仕，则废“君臣之义”；遇上不适合的国君而躁进，则只是求荣华富贵。据上博竹书《弟子问》，孔子鼓励门人出仕，只要能守信效忠而不夸大自己的言行，就不用担忧出仕会有亏品德，再说若能协助君主稍成善事，固亦在所不辞。据上博竹简《孔子见季桓子》，孔子有民本思想，主张执政者寻求贤士，应以民众的愿望及支持度为标准。好的政府是能使“近者悦，远者来”的，孔子让普通百姓来判断政府好坏。政府是为了人民的需要而存在，尤其是为了经济需要，其次是教化的需要。人民不信任的统治阶层是不能长久的，国君要取信于民，“民无信不立”，一个国家能否立足不只靠经济和军事，更重要的是靠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孔子亦认为社会分层是必须的，道德崇高者应负起领导责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要接受君子的统治，不能参与统治。（一说孔子的意思其实是不能强迫人们成为善人。）孔子深信社会秩序无可避免要建立在等级和权威之上，有异于平等与民主的价值观。

孔子认为人应自愿和真挚地遵从规范，相信好人是通过习惯化过程形成的，透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和重复实践而内化社会礼仪。颜渊曾问何谓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是指控制食色之欲，朱熹认为孔子教人存天理去人欲。礼是规定人类正当行为的道德性规范，仁者以礼作为立身处世准则，欣喜有度，哀伤有节，快乐时不任性妄为，悲痛时不怨天尤人。有品德的人也要接受礼的约束，否则勇者可以变得粗野不逊，恭敬者会变得拘泥不化。守礼是一种道德训练，不只是训练人不作坏事，而是培育有良好品德的君子。顾立雅指出，孔子“礼”的定义就是举止得体，做事恰如其分，“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不会越轨。孔子相信，德性经长期的培养，会取终内化为君子的稳固品格和第二本性，使人们出于羞耻之心而自我约束，形成秩序井然的局面。人在礼仪中所产生的情操，所培养的态度，可以促进人类达致和谐的社会生活，确立安定的伦理秩序。宋荣培认为孔子的道德伦理试图阻止阶级冲突，维持融洽和谐的关系。孔子主张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不走极端。守礼能对人加以节制，避免过与不及。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部分，在《论语》整部400多章中仁占58章。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终身实践恕道，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能体谅他人、体贴他人，将他人的利益置于心上，关心他人的利益与好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站立得住，就帮助别人也站立得住；自己想开拓发展，就帮助别人也开拓发展），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无私地关心他人的幸福。人要待己以严，待人以宽。孔子之学是“修己治人”，以个人修养成果去影响他人，扩及至政治上。儒者有义务关怀家国天下，解救生民痛苦。如未能参与从政实现治道，君子可以退而求其次，在私人领域继续行道。《论语》中，孔子只认为有六个人合乎仁者的要求：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管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仁者肯牺牲性命来成全人生理想。孔子认为伯夷、叔齐品德优良而气节高尚，为了不想玷污自己的清白，宁愿隐居深山最终饿死。仁者能造福百姓，齐桓公九合诸侯，使天下没有战事，都是管仲的功劳，故管仲亦可谓仁者。仁之外，最重要的德行是“智”和“勇”。智者不但知是非，还能行所是去所非，能判断他人言行与能力，得以知人善任。理想的人格是智、仁、勇三德兼全，“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孔子教导人修养品格，养成忠诚、诚实、守信、公正、仁慈、守礼等美德，面对官吏还是平民都恭敬相待。一个人努力地修身养性才是安身立命之道。在《诗经》《尚书》，道德要求主要是加在天子身上；孔子则指出人人都有这种道德意识，修身出于人性的内在要求，最高的道德境界不是行善，而是乐于行善。快乐的真正来源在于拥有美德，有道德是人类的特征，有道德即是成为健康和完美的人。君子修养的目标之一是无私，犯错应坦白承认，并自我改正，爱惜名声，着重实际行动而轻视空洞言论，内省而没有愧疚，所以不忧不惧。据上博竹书《从政》，君子处于危险中愿意为正义牺牲，饥饿寒冷中并不愿意有亏于德，与人共事时不会相争或以流言伤害别人。人性可通过不断学习而完善，学习以读书为主要途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及道德。人要成德要终身努力，死而后已。孔子厌恶伪善、言行不一，不认同内心藏着怨恨，表面上却跟人要好的行为。一个人应培养既真诚，又能灵活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艺术。孔子批评“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只知装样子给人看，做老好人，谁也不会得罪，是败坏道德的人。

仁者应兼具宽和圆通与坚毅独立的品性，内心宁静、满足和充满力量，没有烦恼、恐惧和内心冲突，“君子坦荡荡”。君子应淡泊名利，财富取之有道。孔子很少谈“利”，因为只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并不反对富贵，但必须以正当手段得来。穷困时要坚守原则，不能为富贵而不择手段。士人应该追求道而不是物质享受，为人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能不辱使命，受宗族中人称赞为孝顺父母，受乡里的人称赞为尊敬长者。士人之间互相切磋勉励，和睦相处。孔子着重表达准确，反对巧嘴伶舌，巧言善辩，“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主张君子慎言，多听别人说，没把握的话不说，有把握的话也要谨慎地说，这样就不会言多必失。言语应是简明扼要，直截了当的。孔子不赞同好的口才：“巧言乱德”，口才好更能影响人的思想道德，远非对人有益。治国者也应“远佞人”，远离能言善辩、虚伪浮华的人。孔子强调人要有信用，但也要掌握灵活运用的艺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言出必行的可能只是固执不变的小人。

中华民国孔孟学会赠予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的孔子像

孔子承认五伦有交互的责任关系，要求名实相符，每个人都恪守职分，做好分内工作与尽应尽的义务。人要对上司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有信，并追求行为正直的智慧。离开五伦，则一个人无从定位自己，亦无以成全自己。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子事父以孝，父待子以慈。君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负责，臣下毋须绝对服从君主。孔子在人伦中，特别重视父子关系，认定孝是德行之首，德性之根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基础。家庭关系是修己的源泉和基础。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个人的首要责任是对家庭的责任，然后渐及宗族、乡里、国家和天下。孝顺天经地义，人不应忘记父母养育之恩，要体贴父母的心意，“父母在，不远游”，以免父母忧心挂念，不使他们担忧。侍奉父母必须真诚真切，有尊敬的心，神色要保持和悦。儿子应对父母以礼相待，“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教帮助人的情感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对待父母要依礼侍奉，依礼安葬，依礼祭祀。孝子要继承先辈的遗愿与遗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去世后，子女在三年内仍应不改其道，操持家务如同父母在世。孔子也提倡“悌”的品德，即弟弟顺从于兄长。

孔子认为子女不应盲从父母，应该劝谏父母不要做坏事，发现父母做错事，一定要委婉劝阻，同时不能破坏亲子关系，不能与父母对立。父母不听，也要保持尊敬和顺从，做到劳而不怨。叶公曾就窃羊一案征询孔子：“吾党有直躬（诚实）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答在鲁国“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认为家庭责任比其他义务更重要，当父子中有一人犯法时，另一人不应举发他。这是基于孝是仁义之本，假如父子天性都沦丧，社会的礼乐刑法也会失去最后的凭依。黄勇则指出，孔子主张不告发父母是为了保持与父母的亲密关系，有利于之后的劝谏，以改正犯错的父母。所以即使不告发父母不是正直的，但正直已隐含其中。孔子主张为父母守丧三年。宰我认为子女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应缩短为一年，孔子问：守丧未满三年就吃白米饭穿锦绸，你心安吗？宰我直接答心安。孔子说：“女（汝）安，则为之。”事后孔子指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三年之丧是内心情感流露使然，父母的慈爱激发子女对父母的孝，两者是人类共有的。性别方面，孔子被批评歧视妇女，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认为跟女性相处难以保持适当的距离，与她太近则怕她跟你狎昵；离她太远又怕她心生怨恨。谈到周武王有治国之臣十人，孔子说“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这话表示女性也能在能干官员之列，不是歧视女性。

交友方面，孔子肯定人格独立，又强调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无友不如己者”，交友应选择品德高尚者，作为自己人格上的榜样。（一说不要结交与自己志趣不相似的朋友。）孔子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喻，教导弟子只与贤明上司共事，只与有德之人建立友谊。一个人应善待所有人，却只与仁者亲近。据上博竹书《弟子问》，孔子主张人要结交贤友，若没有贤友来矫正自己的言行，则容易陷入孤陋寡闻之惑，即使多见多闻亦会归于困惑。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合群但不结党营私，开诚布公而不偏爱同党，孔子曾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真诚正直、能包容体谅、博学多闻的，都是益友。装腔作势、刻意讨好人、巧言善辩的，都是损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切磋，是值得珍惜的快乐。孔子反对取媚于人和专讨人欢喜，认为这是造作和虚伪的，尤其反对“匿怨而友其人”。人必须言而有信，能履行诺言，方能建立友谊和人际信任关系。对待恶人，孔子赞同“以直报怨”而反对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就是以正当的方式对待作恶者，甚至使作恶者不再作恶；而以德报怨则会鼓励恶人继续作恶。孔子有某种阶级偏见，认为“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老百姓是没有仁德的；又认为生产劳动不值得君子参与，讽嘲想学务农的学生樊迟是小人。

孔子宣扬人本主义，关心现世人生的问题，展示理性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不谈论形而上学问题。有关“道”，孔子所“弘”之道是对世俗人生的超越，是天道，而天道又是通过世俗人生来实现，所以也是人道。他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此“道”为说明生死道理者，阐明人为何而生与为何而死的因由。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其“道”指以仁学为基础的内在道德，其具体表现则在忠、恕等实践工夫上。他相信“道”存在于周代礼节中，周礼代表了天道。有关天命，孔子指出君子敬畏和顺从天命。天命不再局限于君主所有，所有人都受天命约束，天要人有道德，人也有责任达到天命要求。孔子五十岁“知天命”，他并未否定命运的存在，也没有于弃赏善罚恶之天的信仰。死生、富贵、穷达等由命运控制，而个人道德之完善则完全由人控制。当孔子遇到苦难时，他懂得这是盲目命运造成的；但孔子没有委身于命运，选择善恶的决定、为事业而献身的决定等，都完全在人的控制下。

人性论方面，孔子对人性并未表达立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他说“性相近，习相远”，人在出生时人性是相近的，随着人的长大，习性变得各不相同。（一说后天的环境改变了人们。）孔子相信人性的可塑性，人有开放的潜能，关键是如何学习。孔子把道德规范与一切价值之根源称为“仁”，“为仁由己”，仁是人本来自具的，无待外求，是人性普遍具有的潜能，人生意义在于完成实现仁的潜能。傅佩荣指出，孔子相信人性向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者树立典型于上，可使百姓的向善本性闻风景从。人有行仁行善的动力，何处有善，人民就归向何处；以致行善则心安，为恶则心不安。金安平亦认为孔子相信人倾向为善，对人性充满希望，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愿意就有为善可能，对人性抱持乐观预期。陈荣捷认为，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反映人性为善的观点。余纪元认为，孔子相信人性中具有来自上天的德性之根。黄勇指出，孔子认为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在于德性，实际上持人性善的观点。性相近，是因为人人都拥有仁德；习相远，是因为有人保存仁德而有人则放弃仁德。孔子也明白人的劣根性相当严重，“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对人性不存在乌托邦式的幻想，“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他怀疑人性可自然地引向仁德。人之所以难以持久为善，在于有人血气和欲望，并且择善时未必正确，由此形成人间各种困境。

有关“礼”，孔子对礼重新予以哲学阐释，设法复兴礼的原始内涵，思考如何重新解释古老传统，将之脱胎换骨地保存下来。孔子的礼意义广泛，包括规矩、礼节、习俗、仪式等，是人类一切品德的基础，孔子要改造当时已崩坏的礼乐传统，从追问“礼之本”开始，最后归宿于礼乐必须以“仁”为其精神核心。仁是内在的质，礼是外在的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若无仁的精神贯注其中，则一切礼乐都只剩下一些无生命、无意义的空洞形式。“礼”是“仁”的载体，“不知礼，无以立也”，离开礼乐，人便无法在社会上立身处世。人是通过礼的实践而达致仁，仁者应实践礼来约束自己（克己复礼），导自己于正途。余英时指出，孔子以仁说礼，是中国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孔子告诫礼的本质不在于形式，而是贵在其志，是人内在感情的表现，没有内在真诚的感情，只有外在的礼仪是虚伪的。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与其具备形式，毋宁应以行礼之诚心为重。孔子批判当时社会只重视礼的仪式与器物，而不理解礼乐的人文价值。礼乐并非终极价值，而是要让人性人情得到自然而合理的发展。实行礼仪时，与其铺张奢侈，宁可俭约朴素；办丧事时，与其仪式周全，宁可内心哀戚。

孔子相信周礼具有得自天道的神意，礼仪本身具有神圣功效。赫伯特·芬格莱特（英语：Herbert Fingarette）指出，孔子相信恰当的礼仪与言词有种神奇魅力，无形无象，却无可抗拒而效果巨大，如谓“其身正，不令而行”。礼与更为广大的宇宙之道相和谐，要使人类完善，依礼而行是最基本的，每个人都按一定形式做他应当做的事，和谐地彼此协调。墨子刻（英语：Thomas Metzger）指出，孔子思想有乌托邦主义偏向，当中有三个预设：一．“善”或“正”的客观含义是完全明显的；二．假如从政者要做到“善”，不会遇到严重障碍；三．假如他们做到“善”，社会其他成员都会这样做到。这三个预设忽略了道德判断和实行政策的困难，因而缺乏政治进步所需的尚实精神，而偏到乌托邦主义。

孔子画像

孔子是伟大教育家，首开平民教育的先河，开始私人办学。孔子发现他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没有君主肯接受，选择教育作为他的事业，把理想传于弟子。子贡和冉求从政成功，为孔子树立崇高声誉，鲁国人认为他传授的知识有助从政，纷纷拜他为师。其学生人才辈出，国君和执政著都向孔子请求推荐人才。孔子能训练和推荐门人从政做官，取得社会地位，这是吸引弟子的一大原因。教育目标方面，孔子教育学生做人和治国，如何成为君子与政治家。其教育思想中，最核心的关怀是如何选拔最佳人才进入政府服务，好让他们以身作则为大众模仿。孔子学生的志向大多是做官，《论语》提到的门人有一半最终入仕为官。据上博竹简《弟子问》，孔子劝弟子要趁早出仕，为天下国家效力；他曾劝仲弓出仕为季桓子的家宰，认为机不可失不可放弃。一说孔子主要讲道德教育，旨在帮助学生成为有德之士，提供的不是职业培训，而是人文教育，目的是教化，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而成为君子，能为社会作出贡献。

教育方法方面，孔子采用启发式教育，教学并不严肃，风格轻松，授课像学术座谈，没有正规课程，大部分时间都是师生交谈，孔子回答问题和给予指导。孔子善于聆听，让学生畅所欲言时，会肯定学生正确的观点，并引导其克服不足之处，教育方法是“学生中心论”。孔子教学充满技巧与机智，与弟子谈话主题广泛，循循善诱鞭策弟子。孔子认为学生应能举一反三，教育必须由愿意学习者全程参与，光有老师投入不足以产生教育效果；对学习不感到焦虑苦恼的人，孔子无法给予协助。他要求学生先立志向学，自己用功而不是完全被动，然后再随机点化。孔子容许弟子有不同意见，希望最优秀弟子不仅能自动自发学习，有时还应违逆师说坚持自己的想法，“当仁不让于师”。孔子十分留意学生的性格，善于因材施教，有次子路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答“你的父兄还在，怎能听到就做呢？”冉有问同一个问题，孔子却回答“听到了就要去做”。回答前后矛盾，公西华问其原因，孔子答“冉有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鼓励他：子路胆量倍大于人，所以我要压压他。”孔子按照每个学生的特定性格和实际情况加以引导，提醒他们各自的不足和如何改进。孔子认为身教比言教更有效，强调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思考与学习配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教育内容方面，孔子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六经《礼经》《乐经》《诗经》《尚书》《易经》《春秋》。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能鼓舞心灵与情感，礼能约束人们，乐曲使人性臻于完美，三者缺一不可。孔子把教学分为四大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献知识）；又可分四方面：诗书礼乐、躬行实践、尽心竭力、信守承诺（“文行忠信”）。孔子为门人从事公职而设想，向弟子教授朝堂礼仪，使出身卑微的弟子能在朝堂上立足。他也教导弟子成为实干官员。孔子的儒学训练以礼仪为基础，注重谈吐高雅和掌握历史知识，强调政治上的忠诚和自我控制的服从，合乎统治者所需。孔子的教育成就，在于树立君子仕进致用的学术，并把此学术授予平民，培养着重知识与品德的新统治阶层。孔子有教无类，其意义在于人皆有走向完美的可能。学生来自社会各阶层，而不只是贵族家庭。孔子诲人不倦，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指十五岁以上男子。孔子鼓励和欢迎年轻人来学习，一定竭诚相教。

据称孔子修订编辑过五经，包括《诗经》《尚书》《仪礼》《周易》和《春秋》。孔子没有留下任何著作，“述而不作”，收集记载周礼的传统文献，加以研究和编纂。徐复观认为孔子订正过六经文本，从而提高其文化价值。孔子重视正确读音，朗诵诗书“皆雅言也”，雅言指周天子宫廷内吟咏时所用读音，反对用鲁国方言来朗诵古代经典。《尚书》源自周朝政府的文书，孔子加以删减成一百篇。根据《史记》，孔子对《尚书》“编次其事”。汉代纬书记载孔子将古代政府三千多篇文书删减成一百篇。《易经》方面，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如果让我多活几年，在五十岁时学习《易经》，便可没有大过错。孔子反复阅读《周易》，以致竹简间的牛皮绳磨断了三次。据马王堆帛书，孔子晚年特别喜欢读《易经》，书不离席，出门也带着其书，说：我把卜筮放在次要地位，主要观察其中的“德义”，君子通过德行来求福。后来儒生撰写《周易》“十翼”，托为孔子所著，当中也记录了孔子的话。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易经》注释，或托名于孔子，或引述孔子之言。

《诗经》方面，古诗经孔子删订为305篇，是他的主要教材之一。根据《史记》，《诗》原有3000篇，孔子加以删选，留下305篇，成为后世的《诗经》。但此孔子删诗之说不太可信。孔子认为“郑声淫”，希望“放郑声”，想过删除《诗经》中的不良作品。欧阳修认为所谓孔子删《诗》，“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孔子赞颂古代诗人纯正精神，“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认为读《诗》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使人合群，学会怎样讽谏，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名称。学《诗》首要是为了从政，也为培养使节在外交事务的应对能力，是为政者必备教养，可以陶冶性情，有助培养道德和高尚情操，了解做人处事的道理，了解如何与父母、国君相处，达致思考周到，情感丰富。他赞美《关雎》一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能恰当地宣泄情感。孔子经常引用《诗经》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原意作新解释，要提取《诗经》的深层含义和象征意义。

《春秋》方面，孔子可能从鲁国档案中抄写史料，依据鲁国历史记载编著《春秋》，叙述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颜师古说：“《春秋》，孔子约史记而修之也”。可考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但洪业、杨伯峻等学者则认为《春秋》不是孔子所作的，柯马丁认为孔子只是《春秋》的阐释者而不是作者。《春秋》十分简略，记事简短而零碎，儒家却相信书中隐藏丰富的道德寓意，即“曲笔”和“书法”，于字里行间寄寓褒贬，对事件给以道德评价，载有孔子的微言大义，借历史之名行道德说教之实。孔子寄托理想于微言，如《春秋》记载“天王狩于河阳”，实际上周襄王是应晋文公之召，为其会盟诸侯而赴约；吴国、楚国国君自称为王，但在《春秋》中孔子却称他们为“子”，因为其王号是僭称；记述人物时，直称其“名”一般就是贬，称其“字”则是褒。著史书以明褒贬本是天子职责，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说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认为《春秋》隐含微言大义，启示后世贤君如何建立统治制度。后世部分儒生相信《春秋》蕴藏着孔子大一统和致太平的理想。

孔子认为艺术是对道德教育的补充。文学方面，孔子认为诗歌可以激发道德感情，着重诗歌的道德功能。读诗有抒情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读诗之时，内心情感受激发而自然流露，人生方向更清晰，与人可互相感通，并能化解积怨。诗歌能激发人自我修养，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达到博学的境界。诗句精致而寓意深远，往往可用于表达哲理，“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对音乐比诗更为重视，认为音乐是文化的极致，相信音乐可以促进人内心和人际间关系的和谐。道德修身只有通过音乐才能完成，通过音乐一个人行善时变得自然。孔子热爱音乐，能弹奏乐曲，配乐唱诗，音乐造诣很高，很喜欢唱歌，善于用音乐表达心声，日常以唱歌奏乐来怡情养性，述志遣怀。孔子与别人一同唱歌，如唱得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和唱。听到优美音乐与诗歌时，会想再听一遍重温。《史记》记载，孔子年轻时跟擅于击磬的师襄学习演奏，不停练习同一乐章达十几天，要精通乐曲的旋笔与演奏技巧，还要明白作曲的目的与心意。孔子认为治国应用《韶》《武》二曲，《韶》赞美尧、舜德治天下，禅让贤能；《武》则歌颂周武王代商纣的功绩。孔子最喜爱的音乐是古乐《韶》，其表现舜继承帝位的故事。他造访齐国时首次听到《韶》乐，愉悦乃至“三月不知肉味”。《武》是周武王之乐，表现武王功业，孔子评之“尽美矣，未尽善也”，因武王以征伐取得天下。音乐的培养能深入地熏陶人民，美好音乐可以净化心灵，坏音乐则会腐蚀人的灵魂。孔子指出“郑声”（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乃淫佚之音，好色淫荡，可能招致亡国。据上博竹简《弟子问》，孔子能听音乐来认知一国的风俗，并推断其治乱情况。

明代仇英所绘孔子像

孔子是理性主义者，思想不带有神秘或迷信色彩，不语“怪力乱神”，“神”代表灵异事件。他对神明和来世问题，持怀疑而务实的态度，人必须首先关心活着的人的事情。子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亡是怎么回事，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子贡曾问死人是否有意识，孔子答：当你死了，最终自然会知道，那时知道也不晚。孔子并没有任何与鬼神相接的宗教经验，对于鬼神或死后世界采取不可知论的立场，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也不加以强调，采取含糊其辞的态度。根据《礼记·祭义》，孔子相信人死后还有某种“气”，可使活人有所感应，依此可以推行教化，让百姓畏服而守规。孔子接受周代对“天”的信仰，相信天是关心人间的至高主宰，对天的态度复杂，既畏惧、崇敬，又亲近。天代表道德的最高价值，赏善罚恶，会主动回应人间的需要，总是支持圣人、君子的救世努力，尽管其所作所为往往不可测知。孔子会向天祈祷诉求，暗示一个有意识的天，相信上天曾赋予他某种特殊使命。安乐哲指出，孔子的天是个有意识、有目的、拟人的神，也是一切现象和自然变化过程的根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冯友兰认为，孔子所说的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者。余英时则认为孔子心目中的天不是人格神，并不具备人格神的形像，而是超越于宇宙万有之上的一种精神力量。顾立雅亦认为，孔子的“天”代表一种宇宙中的道德力量，而非人格神。

对于合乎礼义的祭祀，孔子是全幅肯定的。孔子对斋戒极为慎重，对祭祀甚为虔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时好像神明真的在现场，态度严谨肃穆。孔子强调祭祀时应态度虔敬，并无否认神祇的存在，说“吾不与祭如不祭”，不赞成祭祀时有如不在祭祀，不庄重的态度。食物无论品质如何，都应首先用来祭祀。但孔子并不相信祭祀神明实际上有效果，祭祀的重点在于生人所表达的诚意，并非在鬼神的享受。一次孔子病重，子路频频劝他祈祷，孔子说“丘之祷久矣”，认为人可以向天祷告，向鬼神祷告却不太适当。孔子并未怀疑鬼神的存在，只是强调人不应谄媚鬼神，也不应有求福之心，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避免百姓陷入迷信。人要尊敬鬼神，用适当仪式与之交往，平常不要常去麻烦他们。孔子多少相信鬼神这一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对人们的信仰持宽容态度，尊重民间宗教信仰。当乡人举行傩祭驱鬼时，孔子会穿上朝服站在台阶上向他们致意。

孔子人格伟大，博学多识，知识渊博，智慧深邃，人品真诚，感情丰富，率真随性，是坦荡荡的君子，有活泼自在，亲切可喜的一面，深具个人魅力。子夏形容孔子温和而亲切，敦厚而坚定，威严而不严厉，庄重又不失安闲。孔子自述精神旅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命运并无怨尤，安心修德讲学，达至毫无歪念杂念。他不畏惧死亡，面对危难时表现极为沉着，听任命运安排。孔子喜爱交友与交谈，自得其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好学不倦，充满求知热忱，“入太庙，每事问”，其学习着重身体力行。孔子关心人群与社会，对大众感情很深，希望得君行道，解救人民的困苦，自述志向，是“让老年人都得到安养，朋友们互相信赖，青少年都得到照顾”。（一说：使老者安逸，使朋友信任我，使年轻人怀念我。）孔子希望能教化百姓，使社会能上轨道；有朋友过世而无人料理后事，就说：我来负责丧葬，能够雪中送炭。孔子擅长射箭，用箭射鸟，但不射归巢的鸟；用钓竿钓鱼，但不用大绳拉网捕鱼。

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有强烈使命感，不屈不挠决心复兴周代礼乐文化，坚信其使命是上天赋予的，确立自己生命的意义，就是推行仁道，教育传道的接班人。他衷心赞许周朝文化，并以为周文王之后，周代文明只有在他手中可以保存下来。孔子视周公为圣人，常梦见周公，曾因长期未曾梦见周公，认为自己已衰老。孔子希望有人了解他，肯定他是人才而任用他，让他执掌一国政治，明知事业无法成功却仍坚毅不移，被说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显示圣贤的悲悯情怀与豪杰的英勇气概。孔子很在意礼仪，进太庙“每事问”，仿佛初学者般事事请教，他全神贯注于丧礼各项环节，即使是狗也坚持适当的葬礼。孔子深通礼仪，处事灵活，知道何时该沉默何时该发言，接受馈赠该恭敬到什么程度，而帮助朋友又能到什么程度。孔子很注意礼节，在朝廷中同下大夫说话，样子温和快乐；同上大夫说话，样子正直而尊敬；国君在的时候，样子恭敬而心中不安，举止稳重，有时显得有些做作，在朝廷上面见国君时，面色庄重，恭敬谨慎，加快脚步，好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言语也好像吐气不足，憋住气不呼吸一般。孔子异常尊敬瞽者乐师，看见瞽者必起立示礼；与乡人饮酒吃饭后，要等老年人都出去，自己才出去；托人给外国朋友问好送礼，会向受托者拜两次送行；跟穿丧服的、穿戴礼帽礼服的及盲人相会，一定站起来，走过他们时快走几步以示尊重。孔子可说是礼仪的化身，是一部会走动的礼典。

孔子知错而能改，不断自我批评自我完善，每天都讲求上进，反省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并不高傲自诩，明白自己的不足，自谦称不上君子，不敢自认为圣人或仁者。孔子不会将自己意见强加诸别人，或认定自己想法一定比他人合理，讨厌僵化与死板，设法戒绝四种毛病：不随意猜测、不坚持己见，不顽固拘泥，不自我膨胀。孔子对权贵会直斥其非，不会逢迎巴结、阿谀奉诚，会讉责当权官员滥用职权。他对待僭越权位的季康子保持礼节性的距离，有时会冷言相向。有次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孔子接受了，却说：我对这药性不很了解，不敢试服。

孔子平易近人，敢开自己的玩笑，也会跟弟子开玩笑，说话生动风趣，并非总是严肃，偶尔也会自嘲，对不公平的批评持幽默态度。有人嘲笑他说“大哉孔子！学问广博，可惜没有专长以树立名声”。孔子听到后反讽说“我干什么呢？赶马车呢？还是做射手呢？我赶马车好了。”有次旅途中孔子与弟子相失，有人把他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如实转告，孔子欣然笑说“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吃的穿的都十分讲究，是个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讲究营养和卫生，有时有些显得古怪的挑剔。食物霉坏变味，或颜色变了，不吃。气味难闻，或烹调不当，不吃。肉切得不够方正不吃，调味料不适合也不吃，店里买的东西不吃。孔子不仅关心肉的质地与风味，也在意肉的来源，“市脯，不食”；屠宰超过三日的肉也不食，即使是国君赐予的祭肉。孔子饮很多酒，但“不及乱”。生活习惯方面，孔子“食不语，寝不言”，座席摆放的方向不合礼制，不坐。他注意衣着要配合场合，吊丧时不穿戴羔裘与玄冠，因黑色象征高贵与吉祥，与丧礼哀伤气氛不符。睡觉时必穿睡衣，睡衣长度为身长的一倍半。“迅雷风烈必变”，即使在夜间也要起来穿好衣服以表敬畏。

元刊覆宋本何晏《论语集解》

《论语》是孔子言行语录，有20篇，全长二万余字，接近500章，每篇都用篇中第一章的前两个字命名。《论语》集中记载了孔子学说，内容有些像是孔子行止起居的日志，有些是孔子与熟识者及巧遇者的对话，孔子所作陈述与评价，以及其他人对孔子的观感，能使读者感受到孔子的为人。《乡党》篇记录孔子日常生活的细节，观察仔细入微。《论语》采用语录体风格，由简短对话和格言组成，包含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篇章多短小精悍，文笔简洁，寓意深刻，简约含蓄，编辑顺序并无特别意义，语言风格活泼多变，善用感叹词。《论语》书名最早见于相传子思所作的《礼记·坊记》篇，编撰目的在于纪念孔子，表达弟子们的敬仰和爱戴之情。近年考古发现丰富，但出土简帛只能视作对传统观点的补足，不能取代《论语》于儒家中的地位。

《论语》并非成于一人之手，结集成书是个增生过程，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慢慢汇集起来。班固说“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内容上偶有矛盾，反映了不同弟子的思想与记忆差异。孔子死后百年左右，孔门弟子开始搜集其语录；首次编辑整理孔子话语的，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书中所记孔门弟子，唯有有若称有子，曾参称曾子，其他各人都称呼其名字，故《论语》很可能是有若和曾参的弟子编撰的。战国时代存在多种孔子语录选集，其中一部在秦代藏于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到汉武帝在位末年时被发现，因以古文书写，被称为《古论语》。汉宣帝时，齐鲁两地的儒生把《古论》移录成今文，分别形成《齐论》和《鲁论》。杜维明认为《论语》成书于孔子的再传弟子。顾史考（Scott B. Cook）指出，《论语》虽在西汉才形成最后定本，其前身则从战国初期便已开始形成。白川静认为《论语》在孔子身后200多年写成，有很多后世润色、创作加工的内容，并非尽是原始资料。李峰认为《论语》成书不早于战国末年。戴梅可（英语：Michael Nylan）则认为编成于西汉前期。西汉时《论语》有三种版本：《鲁论》、《齐论》及《古论》，三者内容上略有出入，但分别不大。西汉末年，张禹制订相当流行的新版本（《张侯论》），其他版本就逐渐湮没。

《论语》某些部分的真伪是可以商榷的。最后五篇被认为是晚出的，不能代表弟子原来的记录；崔述认为这五篇是初次编辑后增补的，当中孔子通常被称为“孔子”而不是“子”。但陈宁认为崔述之说并不可信。第十篇《乡党》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后来添窜的，顾立雅认为这一篇部分章节原本谈的是礼仪问题，经改写而插入《论语》。伊藤仁斋则指出第十篇是全书枢纽，是原《论语》的结尾，之后十篇是后来续补的。《季氏》篇孔子的说话全都以“孔子曰”而非“子曰”开头，还有三戒、三畏、九思等以数字表达的内容，被认为是后来加入《论语》的。《微子》篇中出现隐士的文章，也可能是后来加入的。

约前533年（鲁昭公九年），孔子娶宋国丌（音其）官氏为妻，其后生下一子一女，前532年（鲁昭公九年）儿子孔鲤出生。因当时鲁昭公赐给孔子鲤鱼，祝贺他初为人父，孔子便给儿子起名为“鲤”。据说孔子在出发周游列国前已曾休妻。前485年（鲁哀公十年），夫人丌官氏卒，孔子赶不及回国料理后事，由儿子为母亲送终。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儿子孔鲤病逝。孔子把侄女许配给学生南容，把女儿嫁给曾犯罪下狱的公冶长。

孔子弟子颜渊像

孔子在三十五六岁时在曲阜开设学校教授弟子，据说一生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世称七十二贤。《论语》记载“四科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门徒中有贵族之士或士人之子、商人、农人、工匠、士兵与罪犯，其中以颜渊、子路、子贡三位最杰出，在孔子担任司寇时已追随孔子。弟子仰赖老师的人脉来开拓政治事业，相信孔子可以让他们踏上仕途，学而优则仕。季康子任用了不少孔门弟子为官，如子路担任季氏宰。孔子把弟子视同家人，有些学生寄居于孔子的寓所。子路是乡野之民“野人”而不是城中之民“国人”，原是无赖之徒，武侠不逞，为人直率诚实，深受孔子信赖。子路初见孔子时，一身装束好勇斗狠模样，被收为弟子后，自告奋勇担任孔子的侍从与护卫。孔子认为子路为人勇武，其无惧精神却弊大于利，缺点在刚愎自用、粗暴与容易冒犯人，觉得他既令人喜爱又惹人讨厌。有次孔子批评“由之瑟，奚为丘之门？”之后弟子们回避子路，孔子得知后修正其话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一次孔子病重，子路要求弟子对孔子行家臣之礼，因当时孔子已无官职，不是大夫，子路担心孔子若卒，无法以大夫之礼下葬。孔子病愈后，斥责子路“由之行诈也”。子路是优秀的家臣，信守承诺而不违君命，后来担当卫国掌权者孔氏家臣，于卫国发生政变时，闯入动乱中的都城而被杀，并被刴成肉酱。

颜渊是孔子得意门生，最勤奋用功，毕生没有官职，为人安贫乐道，出身贫贱，生活困顿，却志向崇高而安居“陋卷”，寡言沉默，随和冷静，能实践所学，不爱辩论，乐于聆听孔子之言，即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不改其乐，泰然自若，于弟子中最为好学和有恒心，能闻一知十。孔子说颜渊“其心三月不违仁”，众弟子中只有颜渊达致仁，形容他后生可畏，“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孔子甚至认为自己都不如颜渊，因他自己必须仰赖一技之长维生。众弟子中，颜渊最明白、最尊重孔子的教诲与思想，最了解孔子的心理，是孔子亦徒亦友的知己学生，对孔子的话“无所不悦”。孔子困于匡时颜渊堕后，与孔子一行人走散，当颜回归队时，孔子松了一口气说以为他死了，颜渊回答“子在，回何敢死？”孔子把颜渊当作儿子一样看待，视颜渊为延续其理想的接班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颜渊死时孔子不禁恸哭，若有丧子之痛，觉得再没有人能继承他的衣钵。颜渊父亲请求孔子卖去马车以为颜渊购买外棺，孔子拒绝，但弟子们仍厚葬颜渊。孔子认为颜渊是贫困人家子弟，不适合使用外棺或厚葬。

子贡谈吐高雅，条理清晰，与孔子相处融洽愉快，对话精彩。孔子曾以宗庙贵器“瑚琏”比拟子贡，表示他可使从政。子贡精明能干，学习商业买卖，善于买卖致富，坚定不移忠于孔子。弟子为孔子服丧期间，对该穿何种丧服莫衷一是，子贡坚称与孔子是父子关系。孔子过世后，子贡在鲁国担任外交官，使鲁国与其他强国和平相处，后来游于越国，以辩才大展身手。孔子死后，有若有段时间被视为孔子继承人，子夏、子张、子游等弟子追随有若为师，称他为夫子，因为他神似孔子；曾参则拒绝侍从有若。当时门人各持所见而分裂，弟子各立门派。子游、子夏、子张三派各自立异相争，子夏等弟子强调习礼，子张等弟子则强调仁。孔门弟子大概分成两派，一是弘扬仁与忠恕的曾子学派，一是尊重礼制的子游与子夏学派。孔子弟子四散周游到诸侯间，有的成为国君的教师和大臣，或做了官员的朋友，如子夏是魏文侯的教师。

孔氏家族号称“天下第一家”。孔子身后，子孙七代单传，都是平头百姓，留居先人故里，传播孔子学说。秦始皇下令焚书时，孔子第九代子孙孔鲋把《论语》、《孝经》、《尚书》等藏在墙里，60年后才被发现。孔鲋后来成为陈胜军师，并在陈胜兵败时死去。（一说孔鲋后来离开了陈胜。）汉高祖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负责孔子祀事。孔腾之后，孔家嫡长孙世袭“博士”称号，到第十三代（从孔子算起）孔霸时，汉朝开始对孔子子孙封侯。王莽曾封孔均为褒成侯，祈求他会向孔子献祭，为汉王室祈福。29年（建武五年），光武帝封孔安为“殷绍嘉公”；37年（建武十三年），改封为宋公，位在三公之上。孔子后人如孔安国、孔融因精通古文《尚书》而成为博士。五代初年，有个叫孔末的孔家家奴，觊觎孔家财产，妄称自己是圣人之后，密谋杀害孔氏嫡裔孔光嗣及其他孔氏族人，霸占孔氏祖地。数年后，孔末被官府调查和处死，朝廷恢复孔子嫡裔唯一幸存者孔仁玉的地位，赐予衍圣公封号。孔玉仁被后人称为“中兴祖”。

1055年（至和二年），宋朝改封孔子嫡裔为“衍圣公”，这个称号就此固定下来。孔子直系后裔得到朝廷赐予的世袭封号，拥有广阔封地，范围后来扩大到曲阜以外地方。登记在册的孔氏后裔享有皇室丰厚封赏，以奖励其维持曲阜孔庙祭祀及看护陵墓。孔氏成员有时修撰族谱，以控制享有封赏和特权的人数，并保存家族的历史传统。宋室南渡时，第四十八代孔子嫡裔衍圣公孔端友率领族人去到江南，辗转到衢州定居。北方刘豫另以孔端友侄儿孔璠袭封衍圣公，从此孔子世家中出现南北两个衍圣公并存的情况。到忽必烈时，南宗孔洙愿意让出衍圣公爵位，从此北宗成为唯一的衍圣公。明朝封南宗孔洙六世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从此世袭五经博士之职。清末章太炎受日本天皇制启发，主张孔子及其家族为中国的共主，而历朝天子都从这个共主获得对帝位的承认。1929年，末代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呈请取消衍圣公封号，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撤去孔氏的爵位，封号被废，改任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成为孔庙奉祀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孔门后代被批评为一种累世的土豪劣绅，在政府保护下剥削邻近人民。

战国时代，为了赞扬或者贬抑孔子，制造许多故事。神话中，孔子母亲于中空的桑树中生孔子。《庄子》中，孔子是老子的弟子，他向老子问“礼乐之本”。《史记》记载孔子三十岁前获鲁国国君赏赐车马，奔赴周室学习礼乐，并与老子相会，特别请教丧礼的细节。老子教训孔子说：“你所追求的东西，早已连人带骨都烂没了，要去除自己的骄气、欲望、姿态与雄心，这些对你都没有好处。”孔子告诉弟子：“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白川静认为问礼一事是庄子后学编造出来的，而郭沫若、戴梅可、加地伸行（日语：加地伸行）、傅佩荣等则认为问礼一事是史实。朱熹认为孔子所探访的老聃与老子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承认这事已不可考。据传孔子担任司寇时曾处死少正卯，他招揽、煽动并取悦群众。荀子说少正卯被诛是因为他“心达而险”、“言伪而辩”云云。王充说孔门弟子许多都曾投向少正卯，连子贡也无法分辨真假。朱熹、崔述、宫崎市定、顾立雅等都认为诛杀少正卯一事只是传闻；而加地伸行、辜美高、宋荣培则认为是真事。

传说中，孔子是能解答各种难题的智者，能解释各种怪事。传说孔子有特殊洞察力，据说周朝都城内一座庙着火时，孔子马上知道这是周厉王立的太庙被烧毁，齐景公问他何以得知，孔子答曰厉王骄奢淫逸，上天不愿意直接毁灭厉王，以免威胁到对周文王、周武王的祭祀，“故殃其庙以彰其过也”。《孔子家语》中有多个将孔子绘写成超人先知的故事。其中一则说，一群独腿鸟在齐国宫殿周围飞舞，然后落在宫殿大厅前张开翅膀跳跃，齐侯十分惊奇，派使者到鲁国询问孔子。孔子说那些鸟名叫商羊，其出现是洪水先兆；过去曾有小孩子提起一脚跳跃，一边唱“天将大雨，商羊鼓舞”，如今齐国洪水就要来了，要赶紧挖河筑坝。暴风雨真的来临，齐国准备充分而避免巨大损失。齐侯叹服圣人之言真是灵验。孔子能认得出怪兽和叫出名来，并教人怎样对付。《国语》记载，季桓子凿井时挖出了一个土瓮，里面有只羊，派人请教孔子说：“我挖井时发现一条狗，是怎样回事？”孔子答：据我所知这是一只羊；我听说：木石之怪是夔和魍魉，水怪是龙和罔象，土怪是羵羊。”《孔丛子》记载，有人在野外活捉一只野兽，没有人认得，被认为是不祥之物而丢弃，冉有告诉孔子说：“这只野兽形体有如无角鹿，却有一只肉角，岂不是天妖吗？”孔子说必须一见，说：“从冉有所说来看，那野兽一定是麟。”到达后一看，果然是麟。

汉代人传说孔子预言汉朝崛兴，并为汉朝如何巩固中央集权提供蓝图，又传言孔子是文曲星化身，降临人世来为汉建立理想国，出生时胸口上有“制作定世符运”六字，宣布他注定是预言者。汉武帝时，传言孔子所预言的王者就是汉武帝。孔子亦被神化，根据纬书，孔子是星宿神黑帝之子，其母亲发梦与黑帝相遇，并在沐浴黑帝恩赐的“精”后受孕，孔子出生时有龙在天空盘旋。《孝经钩命决》形容孔子咀巴大如海，龟背、虎掌等。《春秋演孔图》记载孔子有异于常人的相貌，其母亲试图藏匿这个怪物，却是徒然的，孔子受动物照料，直到他能存活。汉末时有传说孔子与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在民间佛教教内，孔子和颜渊成了菩萨，拥有亦佛亦凡夫的形象。

相传孔子曾以七岁的项橐为师，被他刁难，敦煌通俗文学中有《孔子项托相问书》，述说孔子东游遇见三个小儿，产生有趣问答，显示孔子之智不如小儿。《三字经》说“昔仲尼，师项橐”；民国时有通俗读物《小儿难孔子》。

嘉定孔庙

孔子卒后次年，鲁国把孔子旧宅改建为庙堂奉祀孔子，按岁时祭祀，开祭孔之先河。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汉高祖经过阙里时，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光武帝派官员宋弘到阙里代他向孔子献祭。59年（永平二年），东汉太学和郡县学府都建立祭祀周公和孔子的祀典。汉明帝又亲赴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开祭孔有配享之先河。曹魏时，首次由朝廷官员在京城祭孔，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颜渊也得以从祀。此后五百年，官员在官学越来越频繁地祭孔。东晋时，孝武帝在国都设立文庙，以肯定孔子，推崇儒学。南北朝时，太学内设宣尼庙，每年春秋两季的第二个月举行释奠礼。隋代国子监开始于每年四季中第二个月的上丁日祭孔，这是丁日祭孔的开始。唐高祖下诏全国各地官学各立周公庙和孔庙，举行祀典。这时在国子监的文庙中，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师配祀。唐太宗时，周公从文庙中被移走，孔子确立为先圣，十一个门人从祀于孔庙。蒙元时，元世祖并不真心尊孔，当时孔庙常被军官借用，役匠混杂。至元成宗，方诏天下崇奉孔子。

孔庙兼有正统文化宣导者，与国家教育执行者的双重功能。明清两代，皇帝亲自参加释奠礼。明太祖时，编定了祭孔所用的乐舞，从此曲阜孔庙祭祀时舞生的服装，都是采用明代官服的式样。每届科举后，国子监祭酒带领通过殿试的举子到北京孔庙向孔子致敬。孔子后裔衍圣公每年主持两个祭仪：冬至时在孔家举行祭祖仪式，以及每季仲月第七日在孔庙大成殿的祭孔仪式。在清代，孔庙供奉140位神灵，包括孔子追随者、最受推崇的经师，孔子称“至圣先师”，其神圣地位仅在上帝以下，而在日、月与五星神之上。祭孔的规格分中祭和大祭，大祭由帝王或皇室成员亲自主持，上演由64名舞生参加的八佾舞；中祭用六佾舞，由36名舞生参加，由地方长官担任主祭。乾隆帝曾亲往曲阜祭孔，行三跪九叩大礼。孔庙祭孔参与者包括府学县学的教师与学子，及其他有功名的人，没有入学校受教育的平民则禁止参与。对孔子春秋大祭在二月和八月举行，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帝要求在春秋两季的庆典外，全国另须在八月二十七日庆祝孔诞。孔庙祭孔祭品要求丰厚和洁净，祭品共有二三十种，牲牢都经严格挑选，牛要选纯黑色的公牛，猪和羊也要公的。

清末康有为主张参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使孔子融合国粹和统一思想。他坚称孔子是六经的唯一作者，其揭示孔子对制度改革的总纲，“为万世制宪”。康有为又主张改革庶民、妇女不能参加祭孔的做法，应允国民上下祭祀孔子；各县各乡都应建立孔庙，以孔子配天，让人民参拜。清末改革方面，孔子庙祭从中祀升为大祀，与天地之祭、清朝宗庙之祭同样，成为皇帝亲自参拜的大祀。文庙是先进教育改革的心中，在新建学堂，春秋丁祭日及孔诞，都必须举行祭典。辛亥革命时期，民国军队夷平了一些文庙。民国初年，祭孔没有得到官方支持，成为个人的纪念活动，文庙不再是政府的支柱，也失去对大众的吸引力。报刊批评祭孔典礼为迷信，祭孔时的磕头亦由三鞠躬取代。民国大陆时期后期，每年八月廿七日全国各地都举行祭孔典礼。民间对祭孔则兴趣不大，拜文庙的人甚少。

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礼官都举行祭孔礼制。在日本，701年（大宝元年）就有祭孔的释奠礼，视孔子为圣人。17世纪时，林罗山一家建置大成殿（日后的孔庙汤岛圣堂），恢复了因战乱而中断的释奠礼。韩国的文庙制度，始于新罗时代的圣德王十六年（717年）。在廿世纪后期，到曲阜孔庙参观的外国人许多是韩国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认为中国人祭孔礼仪并不是偶像崇拜，加以默认；其他派别的天主教会士则反对这种立场。在东亚、东南亚及全世界有华人聚居的地方，许多都建有孔庙，在印尼等国的海外华人社会，祭孔仪式仍然可见。

孔子死后，鲁哀公为他作诔祭悼，哀叹他的死是鲁国重大损失，国君再无机会受益于孔子的忠告。门人聚集为孔子守丧三年（三年之丧是指25个月），之后子贡还在墓冢旁搭建茅芦，再守丧三年。其后弟子与鲁国人有百多户搬到孔子墓园附近，使阙里发展为小镇。为了纪念孔子，人们把孔子故居建成孔府，其中藏有孔子衣冠、琴、书籍等孔子遗物。在孔府前的空地则建造了孔庙，后世儒生常到这里讲习演练乡饮、大射之类的礼仪。司马迁曾在孔子墓前徘徊沉思良久。东汉末年，阙里孔庙大火，烧毁孔子马车、长袍、帽子等所有遗物。历代帝王对孔子的敇封如下：

宋真宗曾有意追谥孔子为帝，其后以周代只称王而放弃。明世宗以孔子称王是“伪称”，“近于僭乱”，去其王号。康熙帝曾御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于天下诸庙学的大成殿，国家尊崇孔子所代表的“道统”。康有为主张中国纪年的方式应用孔子生诞纪年。清末国家新设立孔子诞辰日，主要目的在于颂扬学术与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这天学生都要参与集会及以孔子为主题的学习讲座，学校往往会举行参观孔庙。孔子生日（9月28日）在民国时被定为教师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民族遗产的名义纪念孔子诞辰。在台湾，蒋介石祝贺孔孟学会的纪念活动，并敦促人学习圣贤，从而清除共产党人。从1978年起，在曲阜孔诞日都会举行关于孔子与儒学的学术会议，成为朝拜孔子的场合。在1980年代，孔诞庆典仪式重新恢复昔日盛况与排场。1984年，在曲阜参加孔诞庆典活动人数达五万人。廿世纪后期，大批游客前往曲阜等地游览，儒家遗址观光业蓬勃发展。孔子故里曲阜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在北京、曲阜、嘉定的孔庙，还有没有食物献祭、简化了的祭孔表演。在台湾，孔诞庆典亦非常隆重和热闹。到21世纪，在台北、台南的孔庙仍举行由政府资助的祭孔仪式。

相传子贡（一说孔伋）曾用楷木雕刻孔子和丌官夫人的雕像，孔子后人保存至今，孟久丽（Julia K. Murray）则认为这个楷木像不早于宋代。南北朝时，受佛教艺术影响，开始出现孔子与诸圣的塑像。唐代庙学奉孔子为先圣，供奉塑像。唐朝并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孔庙里供泰的孔子塑像变成冕冠御座的帝王形象。刘禹锡曾形容府学中的孔子像“尧头禹身，华冠象佩之容”，其形像与太学的规矩相符。宋元时代，孔庙中塑像身着帝王衣冠。王朝孔庙多用塑像，孔氏宗祠则用绘像。曲阜孔庙大成殿中的塑像身穿古代帝王之袍，头戴旒冕，长袍深蓝色，装饰著十二黼黻，绿玉镇圭上刻着星辰与神山，象征王者君临天下。1530年（嘉靖九年）改定孔庙祀典，下令全国孔庙均以木主代替塑像。文革时，红卫兵打碎曲阜孔庙中的孔子像，到1984年孔子塑像重新安放于大殿中。21世纪时，大成殿祭坛中央树立孔子端坐的塑像。

1687年巴黎发行的《孔子生活与成就》一书，耶稣会士殷铎泽著

汉代墓室和祠堂有不少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画像，如在武梁祠的前石室有孔子见老子图。178年（光和元年），孔子与七十二弟子的肖像画在鸿都门学墙壁上，作为模楷。曹魏时，每座孔庙里都有一幅孔子图像。唐代吴道子据云绘有孔子像，曲阜孔庙“庙壁有吴道子画先圣历聘诸国，车服人物威仪，极为精妙”。北宋时，曲阜孔氏族人开始在石碑和族谱上复制孔子画像，最突出的画像是一幅四分之三正面的孔子像，画中孔子站立，身体微向前倾，双手相扣于胸前，臂下携剑。另一幅小型画像名为《小影》，据云“于圣像为最真”，所绘孔子“衣燕居服，颜子从行”，孔子戴花型礼帽，插大号发簪，表现其周游列国寻求明主的情形；颜渊则身高略矮，与孔子站姿相似。宋代孔子画像大多根据孔子后裔所拥有的画像发展而来，士大夫和官学纷纷复制并传刻这些图像。南宋初年，南迁衢州的孔氏族长创作了孔子的单人画像，称为《先圣遗像》，图中孔子年迈，头戴朴素的文人隐士的布帽，象征孔子晚年的生活。它同样在官学和书院中重制，而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等的出版，进一步促进其广泛流通。廿世纪的庞大孔子雕塑，以及民众祈福还愿用的纸马画等，都受这种肖像画启发而产生。明中期以后，孔颜二人的画像常用于叙述孔子生平的《圣迹图》的卷首。在欧洲，第一幅孔子雕版肖像画于1687年面世，其后为无数作品所抄袭。在1990年发行的孔子纪念邮票上，描绘肥胖的孔子端坐于装满卷策的车上，在四名弟子陪同下周游列国。

孔子是中国哲学与伦理学的奠基者，及儒家的创始者。孔子培养众多弟子，这些弟子又培养很多弟子，后继者不断增加，到战国时代已遍布各国，形成儒家。“儒”原本指礼仪专家，后来就兼指孔子的追随者。先秦九流十家中，孔子倡导的儒家体大思精，承先启后，成为汉代以后中国人文传统主流。余英时称孔子为中国轴心突破的第一位哲人。孔子使周朝文明和礼仪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合理化，推向新高度，传承给追随者。孔子学说的兴起，象征人文意识逐渐取代宗教神学，成为中国人的主导思想，并为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定方向和建立模式，塑造中华文化的价值，日后的道家、佛家都受影响。孔子下开中国两千年修身养性的道德理想，启迪中国人的道德自觉意识。后世许多中国人以及执政者都依据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努力实践孔子原则。孔子赋予中国哲学思想人文主义的基础，并制定了中庸、道、天和仁等几个基本概念。孔子有传“道”的使命感，通过先秦儒家的传承，这种使命感传布到后世的士大夫之中。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句话开启了孟子“人禽之辨”，也启导了儒家人文精神。中庸和仁的概念构成理学天人合一的学说。朱熹强调“修己治人”，出自《论语》的“修己安人”，是儒家思想传承后世的理念。罗素认为，孔子的影响与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一样巨大。

孔子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也是其后中国文化的开拓者，开创平民教育，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下稳固基础，使文化并未随春秋时代贵族没落而消散。“君子”原指贵族之子，专指社会地位与出身，孔子增添其道德意涵，“君子”逐渐只指具有高贵性格的人。从此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人所向往的人格境界。孔子首先申张道德精英主义，墨家追随孔子的思想，也提倡道德品行的重要性。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思想传统，奠定二千年官僚制国家统治思想的基础。孔子强烈谴责以人献祭，使后来人殉的现象大为减少。孔子想取消统治者世袭的实权，把权力交给有道德的大臣，有功于推翻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孔子主张君主应选择贤臣良辅，公平施教，为后来的“任贤主义”奠定了基础，有助日后科举制度的确立。孙中山所制定的五权分立，亦部分得益于孔子思想。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倾向，通常“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或“这是祖训”一句话，就是某种传统得以继续的充分理由。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使后世儒家主张严禁“淫祀”。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话，常被后世儒家引用作为性别歧视的理据。孔子批评“巧言令色”之徒，影响所及，后世中国文化中对喜欢自我表现，能说会道的人评价不高。

经学方面，孔子为中国经学的发展确定了范围和方向，被后世经学家视为经学的鼻祖。孔子删定和整理六经，开启了经学时代，六经变得神圣。孔子通过编辑和解释《诗经》，从而使这部书成为儒家经典，突显《诗经》中蕴涵的人生哲理，使这部书超出文学作品的范畴，成为寓教于诗的经典。孔子讨论《诗经》会离开诗句本义，引致后来儒者过分富于想像力地理解诗篇。《春秋》经为后世史家著史树立标准，史家希望能编写出像《春秋》这样真实的历史。章学诚坚持着史必以孔子《春秋》为范例。文艺方面，孔子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影响深远，其言论成为儒家文学评论的准则。孔子选词审慎的原则“正名”，影响后世文学批评的发展。孔子说“游于艺”，此说自宋代开始有力地推动文人画的发展，将“艺”当作文人学者自我完善的方法。语言方面，孔子之言创造和发展汉语，中国人仍然会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自此“束脩”成为学费的代名词。孔子在孔府杏坛授业，从此“杏坛”成为学府代名词。孔子以“升堂入室”描述师徒关系的说法，在历史上常被引用。孔子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演变成形容性格修养最高境界的成语。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说写入《三字经》。孔子享年七十三岁，孟子八十四岁，后世民间有俚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孔子说过“过犹不及”，这句话到廿一世纪仍通用。

孔子学说传播到韩国、越南与日本，影响三个国家的制度。在朝鲜时代，儒者运用《论语》以讽谏国君，对孔子思想作政治性解读，向孔门师生求取答案以解决他们时代的政治问题；《论语》也常被朝鲜儒臣引用以评价人物。孔子对日本学术、文化与政治都有直接间接的影响。在江户时代初期，举国上下皆读《论语》。在欧洲，孔子可说是启蒙运动的催化剂，其学说冲击当时欧洲的世界观，补充了启蒙运动，“成为十八世纪启蒙的守护神”。启蒙思想家如莱布尼茨、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伏尔泰以孔子之名来传播自己的观点，批评法国和英国的世袭贵族政治，孔子思想促进了欧洲民主思想的发展。

台南孔庙一景

孔子被视为中国第一位教育家，尊为万世师表。孔门弟子视孔子地位崇高如天，子贡以天和日月比喻孔子：“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中庸》宣称孔子是个达到“至诚”的圣人。儒生认宣称孔子如生活在圣王时代，一定会受奉为天子。墨子则攻击孔子是叛逆者，“劝下乱上，教臣杀君”；批评孔子费尽心机，一意孤行，只知接受酒肉，而不问其从何而来；但墨子又赞赏孔子主张的先王之道，墨家对孔子大抵是敬畏的。孟子推崇圣贤中唯有孔子能顺应时势，可以进则进，可以仕则仕，可谓“圣之时者”而集大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孔子成就超过古代圣王。荀子赞赏孔子能“美俗”，他担任司寇时，国内犯人恶人都改过自新。战国时代，其他学派也承认孔子是圣人，《庄子》称孔子“博学拟圣”，有时挖苦孔子，有时又把孔子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书中刻画孔子为颖悟练达之人，洞达人性与生命，却非悟道圣人。庄子不满的是，孔子所热衷的礼仪虚而不实。在韩非子时代，孔子已成为圣人，韩非说“仲尼，天下圣人也”。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自此独尊孔子。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并在《史记》中写下《孔子世家》，使孔子与诸侯并列。在汉代，孔子被视为“素王”（无冕的帝王），意即没有封号和权位的君王，其思想影响巨大，尽管他并非君王。班固《汉书·古今人表》把孔子列入圣人，为九品中的第一品。王充则曾对《论语》大加攻击，谓孔子常常自相矛盾，并不能激励人心。魏晋玄学方面，王弼认为孔子自身体现“无”，而“无”不可言说，因此孔子不说。唐初以前，“先圣”或指周公或指孔子，并非一定，到唐太宗时，确立孔子“先圣”的地位。长孙无忌说孔子有“宏圣教于六经，阐儒风于千世”的贡献，主张孔子称为“先圣”。韩愈认为儒家之道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而孔子又传给孟子。另一方面，道教认为孔子不如老子，陆希声断言伏羲、周文王和孔子三者合在一起才比得上老子。佛教方面，释道宣声称孔子及老子只是复述先王留下的言论，他们自己并没有提出教诲，两人都远不如释尊。

宋代佚名诗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理学方面，程颢形容孔子“无所不包”，比喻为元气和天地。程颐指出孔子使圣人之道能流传后世：“盖尧、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万世。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朱熹认为孔子超出古代圣王，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明太祖真诚尊孔，谓孔子“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传至万世，其道不可废也”。明宪宗于曲阜孔庙立碑说“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也”。康熙帝说“孔子之为万古一人也”。在考据学界，汪中曾指出孔子是与墨子并驾齐驱的思想家。太平天国反对孔子，打破其偶像和打翻其牌位，说“又推妖魔户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还编出在天国审判孔子、处以鞕罚、发配菜地种菜这些故事。

清末康有为主张孔子为周朝之后的王朝构思制度，非但是圣人，更是宗教性教主，是地上从未见过的“文明世之教主”，其教义的根本在存在于《春秋》及《公羊传》。梁启超曾主张孔子的太平大同之教应流传万国。秘密结社《龙华会章程》强调孔子是主张对压迫和异族统治造反的圣人。清末虽废除科举，政府仍颂扬孔子为现代教育的支持者与楷模。章太炎则曾主张孔子造成权威化和守旧主义，是中国祸本，道术上不及孟子和荀子，但承认孔子是“古之良史”，并将官府专门之学下放于平民，功绩千古冠绝。孙中山说：“孔子和孟子是民主的倡导者……孔子总是引用尧和舜的话，因为他们不把帝国据为自己的世袭财产。”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之说流行，孔子被认为是专制主义和家长作风的象征，其学说违反人身自由，礼教限制人的行为与思想感情，“孔夫子”成为书呆子的同义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代表形象，要为旧中国的压迫行为负责。新文化运动要求与孔子思想彻底决裂。鲁迅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也指出孔子常被权势者所利用，对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很佩服，认为“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

当时孔子之名常被军阀利用，有损孔子的声誉。胡适眼中孔子是个老生宿儒，但因“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这块孔丘的招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傅斯年认为孔子将一个旧宗教提升到较高层次，奠定儒家天人合一传统的发展道路。冯友兰认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与古希腊“智者”相似，但又批评称孔子是个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林语堂于1922年曾撰文嘲笑孔子是伪君子和功利主义者，但到1938年他却著有《孔子的智慧》赞扬孔子。郭沫若认为孔子推动奴隶解放；刘少奇曾写下小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多次引用孔孟之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虽然承认孔子在某种意义持唯物论，却认为他封建和不够进步，批评是审慎及温和的，往往也会称赞孔子发展教育的贡献，呼吁继承其教育思想。赵纪彬等学者则批评称孔子只为当时的统治精英服务，政治上是反动的。1966年文革开始时，红卫兵认为美化孔子的人，都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学生掘开孔子坟墓。1973年，江青及四人帮抨击孔子及孔氏家族是反动的蓄奴阶级余孽，孔子的教育理论也被讉责为“禁锢人们的头脑”，“妨碍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展开。出版了数百篇批判孔子的文章和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批判会。据说林彪曾写过一幅字，题著“克己复礼”，被群众运动批判是“现代中国的孔子”，孔子与林彪被划入同一批判阵营，被批判为奴隶制度的拥护者，又极力迎合当时的统治阶级，反动至极。运动中“诛少正卯”一事被大事渲染，指责孔子武断镇压思想进步的学团。随着文革结终与邓小平崛起，对孔子的刻意攻击结束。知识分子指望通过复兴孔子来保护国人不受西方邪恶思想的侵蚀。1980年代，一些中国大陆学者认为孔子的人本主义优于欧洲人的人本主义，孔子得到宣扬成为年轻一代的榜样。随着中国高速发展，孔子获重新评价，被视为深远地影响全球的伟人，也被看成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体现，可以成为拯救中国人的圣人，保护中国人不受过度资本主义的影响。新儒家学者亦寻求改造孔子学说，使其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牟宗三试图逻辑严谨地为孔子辩护。21世纪，中国共产党开始接受孔子，希望对孔子的敬重有助建设“优美和谐”的社会。于丹的电视节目和畅销书《论语心得》都认为孔子可以被活化，并带动更大的消费热潮。然而，除了推崇孔子的言论之外，也有批评孔子的声音，李零把孔子描述为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朱学勤则对现时中国国内的崇孔热潮表达了质疑，认为其背离了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原有面貌，并且指责国家权力在尊孔热潮中发挥作用。

在古代日本，孔子被尊奉为圣人。《论语》一书地位很高，日本的孔子形象基本上根据《论语》而建立。伊藤仁斋推尊《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荻生徂徕则认为，孔子只是传“圣人之道”，严格来说不算圣人。本居宣长、平田笃胤攻击儒教，却依然赞誉孔子。和辻哲郎把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及耶稣四人并称“人类的教师”。越南儒者范阮攸把孔子提升至“天”之层次，赞美称 “圣人一身都是天理，触事随时，动可为则”，其举手投足如大道的自然流行。在新加坡，孔子被认为是“最不朽、最广博，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中国文化代表”，适用于新加坡的宣传者。南洋理工大学的孔子学院的任务是宣扬孔子的名声和故事。李光耀则把孔子塑造成亚洲特有的宗教精神象征。

17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首次将孔子这位“东方智者”介绍给欧洲人。耶稣会士称孔子曾在中国人中传播一神论的福音，只是被后人遗忘。利玛窦把孔子形容为古代中国一神论的先知，优越于欧洲的异教哲学家。启蒙思想家如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都为孔子的人道主义而感振奋，借此抨击欧洲的世袭贵族统治，伏尔泰《哲学辞典》称颂孔子，认为遵从孔子学说是幸福和值得尊敬的，孔子象征真正的道德理性。孟德斯鸠则认为孔子象征专制统治。其后欧洲人明白，孔子的美德是耶稣会士出于宣传目的发明和编造。费内隆在其著作《死者的对话》中设想了苏格拉底与孔子的一场对话，攻击孔子哲学。黑格尔宣称，“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孔子学说是“一种常识道德，……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马克斯·韦伯认为孔子的价值取向是调和主义和折中主义，把孔子划归为“伦理教师”；狄百瑞则认为孔子属“先知”之一型。雅斯培著有《四大圣哲》，推崇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及耶稣四人。

在美国，中国文化批评者把中国社会的缺点归咎于孔子的缺乏远见与精英统治论，仰慕孔子的学者则认为孔子与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1987年，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曾经在行程中到曲阜拜谒孔子故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官方介绍把摩西、梭伦及孔子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张涛教授则认为事实上“孔子在美国只是一个符号”。根据张涛所作的研究，孔子的形象在美国显得矛盾，美国人对孔子充满误解。顾颉刚曾经评述西方人眼中的孔子及儒家学说，称其“充满了历史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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